利益博弈时代的旅游规划（二）

　　我将此文取名为“利益博弈时代的旅游规划”，是想强调我们开展规划工作的这种“利益博弈时代”的社会经济背景，以及我们的规划工作如何对时代做出回应。

　　利益博弈时代的到来，是市场化和社会分化两个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。在市场化改革之前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再分配的社会。国家手里集中了社会需要的各种资源，并用统一的手段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再分配。在那个时代，虽然不同的单位和个人也有不同的利益，但社会的利益格局主要不是依据利益博弈形成的。即便存在利益博弈，也主要是行政框架中的博弈（比如经常讲的条条块块之间）而不是社会框架中的博弈。那个时代，社会学家称之为“总体性社会”，即一个国家总体控制，资源统一分配的社会。总体性社会在规划方面的特点，是我国一直沿袭的前苏联“五年计划”模式。“五年计划”主要是指令性的经济计划，事无巨细，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经济增长指标。翻开建国初期的“五年计划”，从工业总产值增长98.3％、手工业增长60.9％、大型工矿项目施工694个到具体的钢铁产量增加多少、煤炭产量增加多少等等。以往的“五年计划”中，各类指标的具体程度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想象。

　　“总体性社会”的对立面是“市场社会”。当“市场”取代国家再分配，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的时候，利益的分配已经主要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意志，而是取决于市场社会中的博弈结果。在市场社会中，不同群体的利益出现分化，不同的利益主体逐渐发育起来。利益形成，利益意识，利益表达，利益博弈，利益集团，成为了时代的关键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利益博弈已不再局限在体制的“黑箱”内，而是扩展到了在更广泛的市场—社会框架之下。在博弈中，市场、社会一方的力量明显成长壮大了，比如房地产商人可以影响公共政策，投资者可以影响市政规划。在国外，社区的反对意见可以使兴建迪斯尼乐园的计划最终化为泡影。

　　规划遇到了它自身的危机。当我们一觉醒来，发现那些政策的形成、资源的分配、发展的进程，被出乎我们预料的，远远复杂、现实、错综的力量拉扯驾驭着，精密计算的发展道路，顿然“纸上行来终觉浅”。规划也听到了一些挑衅的声音。在过去“发展”二字面目单纯、形象清晰，在今天却被尖锐地提问——“什么样的发展，谁的发展”。在我们的社会，阶层差异不断扩大，利益分化不断加深。当不同的群体在“发展”进程中遭遇全然不同的损益时，这种疑问自然会在我们的社会发声。

　　规划基本上是一种“技术”行为，还是一种社会过程？

　　发展规划仅仅是物质空间形态的规划、技术经济指标的规划，还是表达这群人或那群人发展意愿的政治进程？

　　规划师是向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，将社会博弈的问题回避一边呢；还是去包容、响应、构建社会博弈过程，倾听各种利益的表达，寻找各种利益的均衡？

　　这个问题，在西方，已经被提问了20余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