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战以后，欧洲国家主流的观点认为，城乡规划关心的是物质空间，并因此被贴切的描述为“物质空间形态规划”。
“城乡规划可能被形容为整顿土地使用、调整建筑控制与通信通道——规划是一种艺术与科学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对规划的认识主要设计到土地利用问题，而与经济、社会或政治规划关系不大，虽然它可能对这些规划相关目标的实现有很大帮助”。
吉伯勒（1952）的阐述更加点明了城乡规划无关“政治”的立场。“规划基本上是一种“技术”行为，这种行为本身不是政治性的，或者至少它不带任何特定的政治价值观或承诺”。事实上，将城镇规划命名为物质空间形态规划，恰恰是强调了规划是技术性的，而与政治无关。
而且，最早期的城镇规划甚至被认为是建筑设计的自然延伸，主要处理比建筑单体尺度更大的城市街道和广场。英国的建成环境从业者反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城镇规划专业，他们觉得城镇规划师他们工作的一种延伸，工程师和测量师被认为最有资格从事这个专业。
到了六、七十年代，尽管城市自身的复杂特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，规划仍被视为一个纯粹的、理性的技术过程。其代表是1960年代的系统规划理论和1970年代的理性规划理论。系统理论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，将人类活动领域看作一个系统，并将规划视为对系统进行分析和控制，以实现预定目标的调控方式。理性规划理论则强调用“科学的”和“客观的”方法去认识规划对象，认为“规划是一个产生最好结果的方法”，为了实现这一点，规划师应该像工程师一样，将各种特殊的要求和方案结合起来，成为一个综合的理性选择。理性规划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规划的影响很大，英国目前的规划体制和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一理论的产物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理性规划不断受到质疑。比较通常的质疑，是认为规划师“见物不见人”。“像贝斯纳•格林这些地区，规划师看到的只是一个贫民窟，因为其在外表上，就是一个贫民窟。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，从社会层面上看来，贝斯纳•格林决不是一个贫民窟，而是一个良好的组织严密的社区……”。同时，也认为规划师显然对其工作对象缺乏了解。“作为伪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，沉迷于那种一厢情愿、轻信迷信、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快感，尚未开始迈向真实世界的冒险历程（简•雅格布斯：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）”。“勒•柯布西耶……的城市就像一个奇妙的机械玩具……作为一个建筑作品，他的构想，具有一种令人眩目的清晰、简洁与和谐，并如此有序、明晰和易于理解。他将所有的东西一闪而过，就像一则完美的广告……但是，关于城市究竟如何运作，他所说的……只有谎言（同上）”。
更锐利的质疑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规划理论：“虽然传统的观点认为技术在价值观方面具有透明性，在世界观方面具有中立性，天然地用理性思路提供一些完全不带有价值观的方法”，但是，“规划就是政策，在一个民主国家，无论如何，政策就构成了政治”。“技术主义规划实际上庇护了政府和项目开发商，回避了规划的实施过程对其他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”。“技术性规划只是‘理性的前台’，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深藏在它的后面”。规划目标的确定既不为纯粹的社会理性，也不为纯技术所能决定。而是个复杂的政治性过程。民主社会的成员不会再把规划作为分离于政治过程的一个类别。“问题不是规划是否会反映政治，而是它将反映谁的政治。规划人员试图实施的是何种价值观，是何人的价值观？……事实上规划就是政治过程。在广义上，他们代表政治哲学，代表将理想生活的不同概念付诸实施的途径。规划人员再也不能在中立性里寻求庇护，实事求是的中立性只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。”（诺顿•朗，1959）
“富人愈来愈富，穷人则愈来愈穷。那么，规划起了什么作用呢？规划的效果一直是从穷人那里剥夺他们所拥有的少量财产，同时给予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”（霍尔，1970，对规划分配效果的研究）。
“没有一个效果是那些创建规划体系的前辈们心目中想得到的……长此以往，规划师会失去远大的理想，规划体系也被歪曲了，许许多多的公众利益遭到了背叛（霍尔，1973）”。
评论加载中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