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规划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的本质昭显出来的时候，规划就成了一个博弈的场域，就发现了自身超脱于社会政治构架之外的不可能。规划的正当性也就不再受到“技术中立”的庇护。规划师不再是超然理性的代表者，而成了博弈中的“行动人”。那么，规划师的立场、姿态、行动和主张应该如何呢？本文后面部分将介绍三种观点——规划师作为倡导者、规划师作为沟通协调者和规划师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的观点——它们的实质都是规划师的“非中性”观点，探讨利益博弈时代的规划者如何重新自我定位并面对现实的难题。
规划师作为倡导者
在对理性规划观的反思中，规划师作为“技术精英”和“理性人”的地位受到了挑战。韦伯曾指出，人类总是在行动中找寻形式上的理性主义，但他们越去尝试，就越碰到麻烦。显然，社会远不只是由工程师设计的合乎逻辑的结构。
规划师作为“中立者”的假饰也被洞穿。规划师只是代言者，为甲政府或乙政府代言，为A利益集团或B利益集团代言…… 总而言之，谁付费就为谁代言。精英主义规划的一个结果就是，导致了政府和主要决策者的“中心化”现象（即集权化决策），也意味着其他决策主体（例如专家、业界、当地人）的边缘化。“中心化”造成责权不对称、言路堵塞、信息失真等一系列问题，导致决策任意性、决策成本增大和决策失误率的增加。“中心化”还导致其他弱势决策主体的话语权的削弱，规划的决策权、实施权和监督权集于政府领导一身，影响了决策的公平、效率与正义，反过来使规划丧失了大众的支持。
作为回应的理论的是“规划师作为倡导者的理论”(Planners as Advocater)。其代表人戴维多夫主张，规划师应该作为倡导者，作为政府利益、集团利益、组织利益或政策可能影响到的社区个人利益的代表，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。“未来规划的前景是实践性的，对通过考察和讨论的政治、社会价值观完全开放。接受这个立场意味着规划师拒绝作为纯粹技术人员的概念……规划人员应支持他认为合适的事务……作为代表者和辩护人”。特别是，规划师应当去代表那些利益没有充分表达的群体：“他们应当在公众中充当各色市民团体的‘支持者’，特别要支持那些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，因为他们的利益在规划的过程中没有充分的表达”
关于这种“行动导向的规划”，我在此强烈推荐弗里德曼的一个十分精彩的段落：。
“在行动与规划的融合之处，规划人员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古典教育模式下塑造成型的规划人员主要是一个技术员、一个经济师、一个制图匠。与之相应，他脱离了社会变化的主流，而把这个世界看成了象征性的符号，譬如数字、图表、图形、地图等等。……但是一个新类型的规划师——行动的规划师正在茁壮成长，旨在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形象……参与行动就是与他人互动，那些人具有不同于规划人员的技能和知识——譬如政治家、行政官僚、有名望者、‘守门人’、利益集团的代表人、其他规划机构的技术人员等等。那么，在行动的规划之中，规划师以个人身份登上前台，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……规划师必须学会与冲突共存，并利用冲突的力量进行建设性的行动……必须讨价还价、作出妥协，学会接受失败，但不被失败所击溃……”（弗里德曼，196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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