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益博弈时代的旅游规划（五）

　　规划师作为沟通协调者

　　笔者认为，“规划师作为沟通协调者”的理论，与“规划师作为倡导者”的理论是观点相异，又十分互补的理论。后者主张规划师直接作为行动人，作为某方意见的倡导者，参加到博弈过程当中去；而“规划师作为沟通协调者”理论，更加关注规划能否付诸执行的问题，主张规划师去了解、沟通利益相关者意愿，努力使规划的结果反映博弈均衡，从而规划成为真正可行的规划。主要的观点和主张：

　　关注规划能否实施的问题。当时，人们已经意识到规划在实际发展中控制力的式微：“通常，当地所进行的开发活动更多的是“深层”的经济、社会条件和力量的结果，而非地方规划的结果”（雷•帕尔，1975）。究其原因，可部分归结为规划制订过程的“超脱”性导致规划脱离实际：“似乎，规划只是一项自治性的活动，其运行是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分离的”。于是，人们必须面对现实，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去看待和开展规划：“必须将规划活动‘放置’在其政治经济背景中，因为那个背景极大地形成并约束了规划活动的本质及有效性”。这些观点的实质是规划的“政治经济观”。

　　认识到市场力量甚至是发展的主导力量：“地方规划当局拥有的只是‘消极’的权利——拒绝批准不符合规划的开发项目的权利，却缺乏‘积极’的能力确保规划所设计的开发项目得到实施”（皮万克斯，1977）。“实际的开发活动将取决于开发的启动者或开发商，而不是设计者，即物质空间的规划者”。这一观点的背景是市场力量特别是私营部门力量的崛起。1970年代研究者开始承认“市场力量是决定城市发展的权重最大的力量”。于是，规划师必须了解开发项目发起人的行动意愿，包括私人开发商。

　　规划作为“社会工程”而非“乌托邦”：规划师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实践，就应该关心在实际的“执行”过程中，规划如何变得有效。我们知道，公共政策并非一个乌托邦架构可以凌空而起，而是必须以“渐进”的社会工程方式来推进，在所有行动者的行动中得到执行。因此必须了解不同社会群体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，他们的态度和选择。

　　作为“沟通行动”的规划：1980～1990年代，这一新的规划理论开始把规划看作“沟通协调”的过程。理论指出，地方的规划往往伴随着冲突，比如政府部门间的冲突、利益集团间的冲突、政府与企业的冲突、开发项目与当地居民的冲突等等。冲突的根源是价值观、利益分配以及信息了解的偏颇。规划者见事更要见人——“规划人员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沟通性的”（福里斯特，1989）。规划师需要在这些冲突中扮演“矛盾协调者的角色”。能否在协调冲突同时又使规划师的理念付诸实施，往往决定了一个规划的成败。

　　面对强权的规划和哈贝马斯的理想

　　至此，我们还遗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：作为行动中的规划师——尽管他们可以作为调停者也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代言——他们最被期待禀有的价值和立场又是什么呢？

　　在前几个博客帖子的讨论中，笔者曾回应金准博士并谈到“为什么西方的规划师具有更强烈的社会理想和公共精神”的问题。我希望这不算一个偏颇之见，也不算十分偏颇的归因——西方的确更具有公共精神的传统；在当代，尤其是哈贝马斯（参见http://tnzz.blogchina.com/2344348.html）的“交往理性”，突出地影响了我们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，增益了这种传统。

　　哈贝马斯的哲学影响，是让规划师受到民主参与式理想的激励，更相信规划中的良性沟通、公众参与。这种规划理想主张把所有受影响的群体考虑进来，而不仅仅是考虑那些实力强大的行动主体。美国人约翰•福里斯特一直是这一观念的主要倡导者，他甚至广泛地利用哈贝马斯的理论作为评价规划实践的标尺。我希望在综述的最后，着重介绍一下我所景仰规划理论家福里斯特的著作——《面对强权的规划》。

　　《面对强权的规划》（1989），开篇就是福里斯特的鲜明的主张：“为人民规划”。此书探索规划人员需要什么样的技能，才能使“强权之下”的规划最有效地成为“为人民的规划”。福里斯特主张，在规划的过程中，规划者必须参与那些与实力强大的开发商谈判，他们有责任积极保护各个公众群体的利益，尤其使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群体。规划者要把关心弱势群体、揭露歪曲的事实和错误的信息作为自己的职责。福里斯特把规划看作一个承载着“沟通道德规范”的沟通过程：

　　“关注还是忽略规划过程中的政治力量？使规划中具有的民主色彩更多还是更少、技术统治更多还是更少、被当前的弄权者主导更多还是更少？规划师不仅编制规划文件，而且也要拟定参与方案：联系谁，谁参加非正式会议，谁评审，有关项目开发的方案选择由谁来说服谁……为做到这一点，规划师的行为不仅需要以某些公众可能掌握的事实为基础，而且也要符合这些公众的信任和期望。除了提供图纸和数据外，规划师还要组织各方的合作。他们不是权威性的问题解决者，但是，他们是公众注意力的组织者（或分散者）：有选择性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行动方案，引导到详细的成本和收益，或引导到对方案的具体赞成或反对意见上”。（福里斯特：1989）

　　而且，正如哈贝马斯对“理性交往”的前景抱有信心，福里斯特对规划师促使不同政治团体达到共识的可能性表示乐观，对“沟通式”规划的前景，表达了坚定的信心和玫瑰色的希望：

　　“开发商和规划人员将会形成一个共享的次文化(sub-culture)。他们有可能达成一个共同的态度，共同的价值观，对‘什么样的开发符合公共利益’形成共识。最终，开发商将默默地，坚持不懈地完成对社区来说是最好的发展项目……”

　　我尚未看到这本书的中译本。从内心讲我非常希望翻译这样一本书，因为它似乎与我们的本土现实强烈呼应，并给予我们时代的规划师以理想和理念的灌注。在这个周末的寂静中，此书的阅读鼓荡着我对富于社会理想的规划生涯的向往，虽然它难以成为现实。在此也感谢中心的金准博士、金山硕士与我探讨对“规划政治”的所感所思；感谢戴学锋老师的《从博弈论角度看旅游规划》给予我最初的启思；感谢Ministry of Finance 的杨雷博士，我知道，现在已很少有年轻人如你，能在寒夜的公交车站热情地长谈《顾准文集》这样的话题。尽管我一再远别理想主义，此般交流让精神家园的一些角落感到慰籍。